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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适合新闻行业的大数据技术(三)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传统媒体的占比已经下降了很多,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寻求全面转型的传媒业指明了道路,现在和成都科多大数据一起来看下大数据在传媒界的应用。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传统媒体的占比已经下降了很多,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寻求全面转型的传媒业指明了道路,现在和成都科多大数据一起来看下大数据在传媒界的应用。
    大数据技术
    (二)根本性质上的矛盾
    
    现代新闻业经过百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逻辑和规范,例如及时地传递各种消息、客观地报道社会现实、准确地揭示事件的原因和趋势等等,都已成为公认的新闻业的使命,也是新闻报道的价值所在。但正如我们在前文提到,作为一种技术的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基于其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其中一些至少目前来看,与新闻及媒体的性质背道而驰:
    
    1. 模糊性与精确性的对立
    
    许多学者将大数据的特点概括成“4V”(volume、velocity、value、variety),亦即海量、高速、价值和多样。其中最显着也最重要的,无疑是大数据的海量性。本文之前提及,大数据核心在于“全”,虽然全样本不一定意味着绝对意义上的海量,但是相对于过去的抽样数据,还是意味着达到足够的数量级。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大量的数据必然导致其中一部分数据不够准确,据此而进行的分析也就难以达到精确。因此,舍恩伯格在他的书中倡导人们认识并欢迎这种模糊性,而不是一味盯着“准确无疑”不放;而他通过大数据分析演示并启示读者的,更多是关于某种倾向的预测性工作。既然是预测,也就不必要求完全准确。
    
    可是对新闻来说,准确是最重要的原则。因为唯有在所有细节上做到准确,才能保证所报道事实的真实。而事实真实,则永远是新闻的第一铁律,这是全球新闻界所公认而且共同坚守的。因此,上世纪70年代,美国兴起了精确新闻学,开始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辅助新闻报道,以增强新闻的准确性。当下兴盛的数据新闻,本质上其实是精确新闻的一种呈现方式,因为借助原始的数据显示,才能使新闻报道变得更加真实可信。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海量信息的纷至沓来,出于生活或者工作中的需要,读者对于新闻媒体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对于受众来说,既希望报道者在宏观层面上具有洞察力,又要求报道者在微观层面上体现精确度,对于不具备微观层面精确度的报道则难以容忍。”⑦ 这就与大数据技术及其思维所崇尚的模糊性,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对立。
    
    2. 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取舍
    
    说到底,大数据是一个预测可能性的技术,它能告诉我们趋势是什么,却难以说出为什么,亦即我们常说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中倡导用相关关系去取代因果关系,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至少在新闻领域是如此。所以喻国明先生在他的专着中提到,大数据不是建立在因果关系基础上的,因此也就不适用于“从果到因”的推定。
    
    诚然,有些时候,现实世界中不同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很难说清楚,但是对于新闻乃至媒体而言,纵使再困难,揭示原因、探寻真相以指导现实,则是其立身之本。而且,当现实社会愈加信息多元,事实表象愈加纷繁复杂时,这种需求也就会越发强烈,这正是当下分析性、解释性的深度报道兴盛的原因。而大数据技术在解释因果方面具有的先天不足,再加上海量的信息容易让人陷入各类数据陷阱,这都不利于新闻报道对于事实的准确阐释和分析。因此,既然新闻业不可能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探寻,那么媒体在采用大数据技术时就该慎之又慎。记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用大数据来寻找趋势,辅助自己找寻新闻线索和报道方向,甚至作为自己写作的部分参考,但若是动辄紧扣大数据,则无疑会给新闻实践带来问题。
    
    3.技术决定论与人文精神的冲突
    
    现代科技的发展及所形成的技术主导思潮,使得主体与客体、人与物的关系越发紧张,这是科技从来都是双刃剑的现实表现之一。今天的我们,日益离不开机器和自动化设施,也日益沉溺于现代科技带来的物质享受,享乐主义、金钱至上被更多的人奉为行为处事的准则。我们当然不能把人文精神的丧失完全归咎于现代科技,但这的确值得我们提高警惕:“正确认识事物的是非和利害,遵循人文精神是更为重要的前提。缺少这个前提,‘大数据’不仅毫无用处,而且能为谬论寻求支持的数据。”⑨大数据的逻辑有时候很简单,某种趋势有利可图,于是就按照大数据指示的去做,这在商业行为中无可指摘。但新闻媒体尤其是我国的新闻机构,需要肩负自己的社会责任,需要维护基本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更需要为“两个一百年”建设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当新闻报道需要倡导一种精神风尚时,缺少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的引领,大数据就会显得苍白无力。
    
    此外,大数据的滥用,还有可能造成工作领域内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丧失,甚至产生对人的主体性存在的质疑。大数据的出现和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导致一些新闻媒体去思考和探索模板新闻、机器人新闻实现的可能性,甚至有人质疑未来是否还需要记者这一专门职业。这其实是技术决定论的又一表现形式。但是,如果人的主观能动性真的丧失,甚至作为记者的人的主体性存在都真的消失,完全依靠大数据技术所生产出的新闻,能够满足人的多种需求、尤其是精神领域的需求吗? 这又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综上所述,大数据技术与新闻及媒体行业的属性和功能,绝不像一些乐观论调里所想象的那般匹配,两者之间事实上尚存许多难以共融之处。我们应该更加深刻地认识当下大数据技术的不足和局限,而不是人云亦云地为新技术的到来而盲目欢呼。当然,我们也不必拒斥大数据技术,大数据新闻可以成为新闻报道的一个分支,例如预测性新闻、数据驱动的新闻,都可以是有所作为的领域。
    大数据技术
    哪些因素限制大数据技术在我国的新闻运用
    
    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经过30多年经济的大发展,但在目前甚至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地区发展和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仍然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当下在北上广深这类一线城市,经济发展较快,科技产业发达,媒体的资源和实力雄厚,大数据技术也就能够实现较多的新闻运用。但除此之外的广大中西部地区,绝大部分媒体还不具备涉足“大数据”的经济和技术条件。即便在一些省级电视台,记者的新闻报道时常也还是一支笔、一个话筒、一个摄像机的配备。而在县市一级的新闻机构,主要任务是配合政府的工作进行宣传,并且报道本地的民生新闻和百姓实事。所以对于中国更广大的新闻从业者而言,需要的还是基本新闻职业素质的培养和报道能力的提升。
    
    在农村地区,情况又有些复杂。在一些东部地区的农村,借助区域经济发展实力,广播电视基本普及,人们的媒体接触率更高。例如根据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读的翟秀凤博士研究,在山东的一些乡村,甚至智能手机、电脑网络已经进入到一般农民家庭,他们也能初步学会运用这些科技设备。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农民通过互联网或移动终端所首先需要获得的,依然是传统的文字、图片类新闻信息,大数据新闻的阅读对他们来说门槛太高而且也没有太大必要。而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农村和牧区,新闻传播行业更加落后,别说广播电视尚未普及,甚至在一些人烟稀少的僻远地方,连报纸也无法每日送达。因此对于这些地方的农村和牧区而言,当务之急是借助国家或者其他社会资源,尽力加快新闻传播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传送网络的配备,以及建立和培养专业的新闻记者队伍。
    
    另外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我国当下尚存的地区和城乡发展差距,即便对于可能实现较多新闻应用的超大型或一线发达城市而言,在实际的运用方面仍然存在较多限制。如果不注意这一问题,就有可能导致新闻报道内容的某些失实。具体而言就是,这些大数据信息是由生活和工作在这些发达城市的人群所留存的,只能反映这些城市的一些基本情况,或者发达地区的一般情况,因此也只能适用于报道这些地区或人们的新闻事实。如果媒体所报道的事务涉及国家的整体情况,仅仅依据这些数据就做出判断,显然会发生以偏概全的错误,从而产生某种信息误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大数据新闻在我国的现实发展阶段会受到较多限制,就有了更多的论据。
    
    总而言之,面对当下全球兴盛的大数据技术,我国的新闻媒体决不能拒之门外,这几年的新闻实践也显示了大数据技术和思维在新闻行业确有相应的用武之地。但是现实存在的问题或者矛盾,也在提醒我国的新闻业者及其媒体,必须理智而冷静地看待大数据的技术特色,务实地认识我国新闻业所处的国情和时代特点,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用人文精神指导新技术的运用,将新技术的运用与我国新闻发展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以切实推动我国新闻事业的更好发展,这才是我们当前应有的态度。
    
    行业内存在的问题正是我们的机会,学习大数据技术为企业解决问题就是我们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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